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中共一大百年回望

来源:新华社| 2021-06-16 08:21:42|

  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 题: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中共一大百年回望

  新华社记者姜微、杨金志、吴振东、郭敬丹

  上海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,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——

  “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”。

  落款:“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”。

  是年2月,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,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,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,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。

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中共一大百年回望

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会址。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

  “这幅字是我们的‘镇馆之宝’。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,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。”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。

  “作始也简,将毕也钜”源自《庄子》,原文“其作始也简,其将毕也必巨。”人们把其含义引申为: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,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,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。

 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。

  站在当下,回望百年,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。

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——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、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,无声,却有力地,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,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。

  在旧报章里,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,在亲历者的回忆里,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,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。

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中共一大百年回望

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内拍摄的董必武的题词(6月1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

  (一)“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”

  1921年7月23日,大暑,上海空气濡湿闷热。

  入夜,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。屋内,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。

 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、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,是李书城、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,外界称其为“李公馆”。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,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,常有朋友找他,搬来这里后,朋友来得更多了,时常还有外国人。

  李汉俊身边,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、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,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,东、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。这样的布置,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。

  过了一会儿,客人陆续来了,多是年轻模样,但打扮各不相同,有穿长衫的,有穿中山装的,有穿西装的,有人留着八字胡须,也有人一脸稚气……另有两名外国人,高鼻梁、目光敏锐。

  石库门外,夜色之下,“远东第一大城市”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。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,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。翻开《申报》,《粤桂最近之战局》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“连载”,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。国际上,美国主导的“太平洋会议”(即华盛顿会议)即将开幕。当日,报上一则《太平洋会议与中国》的消息,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“乐观”——“舆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,大为兴奋”。

  之后几天,同样的人又来了“李公馆”几回,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“有力的争论”,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。

  直到7月30日晚,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,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。

  “我只是记得有一天,我回到家,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,厨师老廖告诉我说,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(指汉俊)的房间,并说没有抓人。”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。

  风起于青萍之末,浪成于微澜之间。

 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、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,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,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,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。这个政党,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、这个国家,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。

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中共一大百年回望

4月8日拍摄的望志路106号、108号大门(今兴业路76号和78号)。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 

  (二)“偕行者润之,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”

  百年沧海桑田。当年“李公馆”所在的地界,早已从洋人的“国中之国”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,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。

  百年薪火相传。梧桐掩映下,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,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,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,感悟赤诚初心。

  “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、衣着时尚的行人,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。但再一想,这现代化的城市、安居乐业的人民,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?”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。

 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,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。

  1921年,23岁的王瑞俊写下《肇在造化——赠友人》:“贫富阶级见疆场,尽善尽美唯解放。潍水泥沙统入海,乔有麓下看沧桑。”

  怀揣这份憧憬,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,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“尽善尽美”。

 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,是唤醒劳工,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。

  1921年6月,湘江之畔,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“开会通知”,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,尽快到上海开会。

  毛泽东兴奋不已,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。

  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,偕行者润之,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。”与何叔衡在《湖南通俗报》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。

  谢觉哉后来解释,5个圆圈指“共产主义者”,因怕泄密,故用圆圈代替。

于无声处听惊雷——中共一大百年回望

6月1日拍摄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内的一大代表群体铜像。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

  发出这份“开会通知”的,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,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,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(今南昌路100弄2号)成立,陈独秀为书记。

  “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,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,面向全国、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,通过写信联系、派人指导等方式,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。”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。

 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、一个个“使者”从上海走出,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。此后一年时间里,武汉、长沙、济南、广州、东京、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。这既为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写下了生动续章,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  上海的“邀请”,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。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,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。他们以“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(今太仓路127号)的博文女校,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。此地,距“李公馆”步行只要几分钟;此刻,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。

 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,近百年时间里,中国国运一路衰颓,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,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。

  1921年8月3日,英文报纸《字林西报》刊载一则《大坝决堤:大片乡村变成汪洋,数百村庄被淹》的报道:“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,包括地震、洪水、干旱,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……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,开始行动,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。”

  当权者不会清醒,他们正在装睡。热血的青年,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。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,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,直抒胸臆:“种子在手,唯万里荒芜。或惧力不可逮。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?此不得不忧者也。”言毕,眉头紧锁。

  虽担心力有不逮,却仍要一往无前。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,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,即便舍弃生命,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!

  6年后的1927年,那位曾经“眉头紧锁”的李汉俊、当时年仅37岁的李汉俊,倒在了反动军阀的屠刀下。

  “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,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、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,开天辟地、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。”忻平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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